阿森纳（Arsenal）、巴黎圣日耳曼（Paris Saint Germain）和拜仁慕尼黑（Bayern Munich）这三支世界上最大的足球队之间存在联系：它们都与卢旺达政府签订了赞助协议，以推动这个非洲小国成为旅游目的地。在欧洲的体育场里，球员的球衣和广告牌上都能看到“访问卢旺达”的标志。从2021年开始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的非洲篮球联赛（NBA球队）季后赛上，同样的口号已经出现了4年。基加利将于明年举办公路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从中期来看，基加利希望举办一场更加雄心勃勃的赛事：如果谈判成功，这将是自1993年南非大奖赛（South African Grand Prix）以来，首次在非洲土地上举行的一级方程式大奖赛（Formula 1 Grand Prix）。
根据2000年开始执政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政府的说法，这场体育淘金热是一项鼓励投资和吸引游客的精心计划的结果。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一个战略赌注，旨在巩固卢旺达作为全球体育运动中的非洲大国的地位，是一个发展轴心，就像强调技术一样（卢旺达长期繁荣的另一个支柱），将为公民带来财富和福祉。然而，对人权观察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来说，这是一种粉饰：利用高水平竞争的魅力来掩盖政权的专制苦难。强健的身体和耀眼的激情掩盖了——或者至少让人不那么注意到——自由的缺失。简而言之，这种行为被称为“洗场”。
《体育的地缘政治经济》（The地缘政治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西蒙•查德威克（Simon Chadwick）不喜欢这个词，这个新词的普遍使用时间不超过10年，当时它被创造出来，用来谴责卡塔尔或沙特阿拉伯等石油独裁国家体育荣耀的阴暗面。查德威克承认，卢旺达正在利用体育运动，“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让全球对这个国家产生积极的态度。”但是他认为，这项政策与促进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平行的- -在某些方面是从属于这个目标的。
Michela Wrong的著作《勿扰》（Do Not Disturb）受到小说家约翰·勒·卡罗内（John Le carr ）的高度评价。对她来说，“很明显”，这种对体育的承诺的目标在于为一个正在“从20世纪90年代种族灭绝的废墟中崛起”的国家“打造品牌”。在一个“女权主义、进步和生态”的卢旺达的故事中，朗特说，“著名足球运动员与卡加梅一起拥抱大猩猩”的照片将是锦上添花。这位英国作家补充说，形象的改变还包括卢旺达总统狂妄自大的冲动：“他喜欢奢侈品、红地毯，而且总是被谈论。”
抛开动机不谈，令人惊讶的是，一个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国家却在赞助本已非常富有的足球俱乐部和组织耗资巨大的体育赛事上花费巨额资金。卢旺达和卡塔尔这样的国家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前者没有多余的石油美元来支付一些人可能认为是多余的，或者至少是低优先级的开支。
曾因政治原因入狱数年的卢旺达反对派杰出人物Victoire Ingabire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遗憾地表示，这笔钱“没有用于教育或农业，而80%的人口都在农业工作，也没有用于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仅仅是首都的一些地区和旅游景点。”
Ingabire不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求贷款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而在农村地区，人们继续生活在赤贫之中。”尽管她没有证据，但她怀疑，这笔用于体育运动的款项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法开采的黄金，然后从卢旺达出口。根据美国政府最近发布的一份文件，卢旺达军队和刚果叛军组织M23参与了这些走私活动。
Nnamdi Madichie是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研究所（Bloomsbury Institute）的尼日利亚研究员，从2021年到几个月前一直住在卢旺达。在那里，他观察到卢旺达在组织体育和其他赛事方面崛起为非洲大国。他说：“基加利每周都会举行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在他看来，确认或否认卡加梅政权滥用体育的最终考验将是它是否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经济利益。他说：“如果投资有回报，谈论体育欺诈就没有意义。”
马迪奇提到了去年克莱尔·阿卡曼齐（Clare Akamanzi）在《东非》（The East African）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阿卡曼齐是卢旺达发展委员会的前首席执行官，现任NBA非洲总监。Akamanzi没有像其他五名卢旺达政府官员一样，对本报的采访请求做出回应。她在文章中辩称，投资体育对卢旺达人民的生活“有真正的影响”，尽管她没有提供很多数据。她只是强调，这一战略“为该国每年接待100多万游客做出了贡献”。她补充说，在与欧洲足球俱乐部的赞助中，这些已经产生了超过1.5亿美元的媒体收入价值（EMV），这是一个衡量提高品牌知名度行动成功与否的指标。
马迪奇自称是卢旺达发展模式的崇拜者，他列举了他认为体育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切：“就业、基础设施和更多元化的经济。”当被问及卢旺达大部分人口的迫切需求时，这位研究人员认为，消除贫困不能只以短期的心态来解决，“挨家挨户地分发大米”。
查德威克扩大了范围，反思了在“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开展体育业务的道德困境。红线在哪里？谁画的？撇开团队和组织的冷酷的经济计算不谈，即使假设他们真的关心这些国家的人权，难道拒绝与专制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或者不加考虑地进行谈判，会更好吗？
在缺乏简单答案的情况下，查德威克呼吁“体育的变革力量”，并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当前的情况：“在沙特阿拉伯，很多与体育相关的高级职位都由女性担任，而在五六年前，她们根本想象不到自己能做到这些，尽管沙特社会仍然是男权社会。”第二个例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那个年代初决定让首尔主办1988年奥运会时，韩国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当时没人说想要粉饰任何事情。今天，它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毫无疑问，奥运会有助于改变。”
《体育的地缘政治经济》一书的作者指出了“体育清洗”概念的其他方面，这些细微差别增加了这个术语的复杂性，并使其陷入错综复杂的议程优先事项和阴影中可能存在的伪善。查德威克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发生了一起巨大的丑闻，因为一些欧洲球队的队长被禁止佩戴臂章，以支持LGBTQI+群体。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摩洛哥和卡塔尔自己也曾徒劳地呼吁建立一个自由的巴勒斯坦。大多数西方媒体都非常重视彩虹臂章，而忽略了那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