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创始院长、教授、博导罗培新
新闻背景：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刚刚在上海闭幕，网络游戏话题再次引起社会热议。近年来，网络游戏中存在的过度消费等问题引发的法律纠纷不在少数，针对网络游戏立法的呼声也时有耳闻，却遭遇缺乏立法依据的困境。对这个特殊的领域，法律真的不能有所作为吗？
在网络游戏中，某些玩家动辄充值数千甚至数万元，游戏起来昏天黑地。某些绑定了银行卡的手机网游，付费方式极其简单，并不要求玩家输入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小孩往往趁成年人离开时，取得手机玩个尽兴，甚至充入大量金钱，引发了未授权消费与支付的大量纷争。另外，几乎每一款网络游戏都会引入概率安排，即游戏玩家支付游戏币从“百宝箱”中抽取所谓威力无穷的武器，多次抽取或可合成为“顶级武器”，但成功概率极低……
凡此种种，当文化执法部门以过度消费、宣扬赌博为由，试图祭出监管大旗甚至出台网游新规时，网络游戏运营商似乎总能找到辩解的理由：其一，《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对于网游费用没有具体规定，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许可；其二，游戏玩家是成年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可辨识并控制自己的行为，即便过度消费，也属意思自治。孩子取得家长手机尽情网游，属于家庭内部管理问题，与网络运营商无关，而且举证责任很难实现；其三，网络游戏引入概率安排，是游戏体验的一部分，不属于法律禁止的宣扬赌博。
网游运营商甚至不乏文艺地说，网络游戏，消费的不是时间和金钱，而是一种心情，而此种心情，与法律无关。
然而，当过度沉迷网络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伤害的案例屡见报端，法律真的不该有所作为吗？就过度消费而言，法律究竟应否施加限制？根据民法的意思自治法理，一方愿意付费，另一方愿意收费提供服务，似无限制的道理。但如果我们的视域更为开阔一些，关注某些领域的“父爱主义”立法，结论或许大不相同。
“父爱主义”（Paternalism）又称家长主义，是指对待他人就像父亲对待孩子那样巨细无遗。关于将“父爱主义”引入公共政策和法律，洛克、康德和边沁等思想家，曾对其可能导致的公权扩张和私权受损表达过深切担忧。
但随着法律与公共政策的演进，特别是随着一些经典判决的作出，“父爱主义”开始闪耀出正义的光芒。例如，美国犹他州的法律规定，出于对矿工的健康和安全考虑，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即便矿工自愿延时也为法所不许。类似地，纽约州的劳动法规定，为保护面包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天，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纽约一位面包房主人洛纳起诉称，该法律侵犯了他的合同自由和私人财产权，但并未赢得支持。法律共同体普遍接受的观念是，为了阻止相对人自我伤害或增进其利益，法律可以限缩个人的缔约自由，例如法律要求司机系安全带、要求给婴儿配专用座椅等，当事人对此并无选择权……
在这些立法中，“父爱主义”保护的是那些被遮蔽了判断力、推理能力不成熟或欠缺的行为人。而在客观上，“父爱主义”的措施也产生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游戏立法，鉴于其粘性和可能给家庭和教育带来的伤害，即使文化部发布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 未设规定，地方上在探索建立相关制度时，不妨在立法法设定的权限范围内引入“父爱主义”，包括：
其一，限制游戏时长和消费金额。为避免玩家熬夜甚至通宵网游，法律可以规定，所有网游运营商对于各款游戏均设置时长限制，例如，如果玩家连续网游超过3小时，游戏自动结束，而不仅仅是设置提醒结束语； 晚上12时至早上6时，关闭游戏；如游戏币锐减至一定数额，就像股市设定的跌停板那样，自动结束游戏……
其二，尽一切技术可能减少未授权网游发生的可能。网络游戏运营商为了改善玩家体验，赚取最大营收，不设登录密码要求，将风险敞口充分暴露，殊不知，在这个“你永远不知道网络那端与你交流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的互联网时代，省去了身份验证的繁琐，带来的却是身体识别的混乱。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游的伤害，追求营收的价值观，应当让位于追求安全的价值观。
其三，网络游戏引入的概率安排，确为游戏体验的一部分，但如果网络运营商背后操纵，使玩家成功的几率大为降低，保证自己只赚不亏，则与证券市场的操纵市场颇有几分神似，甚至会滑向赌局里的“出老千”，其失当之处，昭昭然也。
针对虚拟世界，采取一套有别于真实世界的立法理路，降低虚拟世界给人们带来的真实伤害，实为法律的良善选择。
